1975 年的冬天，周总理的健康状况已然极为严峻，已然无法继续处理公务，时常会陷入昏迷之境。在那难得的清醒时刻，一些老战友、老同志便会特意前来探望。
有一回，两位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陈锡联结伴走进病房。周总理瞧见是他们，竭力忍着疼痛，缓缓撑起身子，跟他们打招呼。当握住陈锡联的手时，周总理许久都不愿松开，他带着些许愧疚地说道：有两件事一直让我放心不下，其中一个就是你，现在你情况如何呀？
陈锡联满含深情地回道：总理呀，我这边已经顺利通过啦，您就别再操心其他事啦，先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才是最重要的呢。
周总理微微颔首，随后继续说道：“还有一位是温玉成同志，起初并非是我想要关押他，而是被江所逼迫……”总理的情绪愈发激动，在一旁陪同的医生赶忙让他躺下，以舒缓他的心情。
李先念唯恐情绪出现剧烈的波动会对周总理的身体造成不良影响，于是宽慰道：“总理呀，您可得把身体放在首位，先别忙着讲话啦。”话毕，他便拉着陈锡联朝着外面走去。
当他们正要跨出房门之际，周总理忽地露出些许痛苦之态，哭诉道：“温玉成真不是我有意要关他的呀，你们快帮我去寻找他，瞧瞧他现在究竟怎样了。”
被总理深切牵挂着的温玉成，此刻正于四川成都郊外的一处院子里生活着。究竟是被软禁？还是被关押？亦或是被判刑？连他本人都全然不知自己究竟处于何种待遇之中，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。
究竟当初那件事的经过究竟是怎样的呢？为何会让总理心中怀有愧疚呢？
温玉成在战争年代乃是我军的一位英勇虎将，15 岁便投身红军，亲身经历了中央苏区的第一到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争，以及那艰难的长征历程。他在红五军团奋战多年，在西路军时期，他曾亲眼目睹军团长董振堂英勇牺牲，而他自己也因身负重伤而被敌人俘获。
待身体逐渐恢复之后，温玉成便着手去寻找归队的途径。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，他终于成功地实施了越狱行动，然后凭借着沿途一路乞讨的方式，历经艰辛回到了延安。
后来温玉成在军队当中始终表现优异，凭借着战功逐步晋升为旅长、师长、军长等职务。在抗美援朝时期，他更是首批奔赴朝鲜的军长之一，率领部队歼灭敌人超过 4 万 3 千人，其能力获得了上下各方的一致认可。
回国没多长时间，温玉成便被调往广州军区任职，先后担任军区参谋长、副司令员等职务，原本他是处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位置的。然而，在 1968 年“杨、余、傅”事件之后，他被毛主席特意点名为卫戍区司令员，这无疑是一份极为重大的信任。
然而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职务与权力的庞大有时并非是一件好事。彼时，北京的林、江两个集团处于最为强势的地位，同时还有一些老干部也能够发挥出关键的作用。温玉成掌控着卫戍区的武装力量，他自然会被各方所拉拢，并且也被迫处于中间的尴尬境地。
他对于某些政治相关的事务向来能避则避，然而在 1969 年，他却怎么也躲不掉了。这一年夏天的某一天，温玉成结束了工作正准备休息，突然间秘书前来请示，称黄上将的秘书李必达拿着一封信过来，执意“必须当面交给温副总长”。
黄上将乃温玉成在四野的老战友，彼时担任总参谋长之职。温玉成心中思忖，或许有关于军务的紧要之事，便前去接待。未曾想，待他接过那封信一瞧，信中的内容竟全是黄上将与叶主任之间不正当的关系，以及他们私下里对江某肆意谩骂的话语。
这并非是一封信，而是个犹如烫手山芋般的东西。温玉成本来是想拒绝的，然而李必达却坚决让他交给江某。温玉成细细思量，倘若李必达将自己看过这封信的事宣扬出去，同样会带来不良的影响，故而他最终还是接过了手。
然而到底该把信交给谁，温玉成着实没个主意，心里就盘算着能拖就拖，然后把信丢进抽屉里锁了足足半年。之后他交给的并非江某，而是林办。当叶主任瞧见那封信后，立马就把李必达关押到了广州，而知晓信中内容的温玉成也同时被叶主任和江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。
当然啦，彼时的江某压根儿不知信的那档子事。仅仅因为她要着手搞样板戏，多次试图为文工团争取特殊权益，然而温玉成却始终未予配合。正因如此，江某便觉得他在跟自己唱反调，渐渐地，在诸多事情上都开始揪住“小辫子”不放。
最终于 1970 年 5 月之际，四野的老首长林总把温玉成给召来了，他说出的第一句话直接就让温玉成愣住了：因为北京的环境你自身不太适应，经过军委内部的一番讨论之后，决定调你前往成都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员这一职务。
这并非是一次商议，而是一道不容置疑的命令。温玉成原本所担任的职务，其级别相当于大军区正职。然而，他却突然被调离至成都，去给曾经的同级战友梁兴初担任副手。这突如其来的变动，让他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失落之感。
实际上，林总把他调离并非完全是要整治他，仅仅是因为他在卫戍区司令员这个职位上，时常会把林和江两边都给得罪了。要是再这么继续搞下去，恐怕会更加危险。正因如此，林总才将他调出了北京，这里面其实也蕴含着几分保护的意味，希望这位昔日的部下能够远离那漩涡般的是非之地。
然而，在次年的九一三事件之后，李必达被释放了，江某也知晓了那封信的始末缘由，她怒不可遏地斥责道：温玉成是林彪的死党，绝不能饶过他！
1971 年 10 月 23 日的那个夜晚，成都军区的政委张国华接到命令，对温玉成进行就地隔离审查。紧接着，温玉成被免去了职务，从此便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时光历程。
那段时日里，他每日都需亲自烧水、拖地以及打扫卫生，他压根不会做饭，全仰仗着监管人员来帮忙。每逢周日，他人都在放假，可温玉成却得饿上一整天。监管人员时常会有变动，有的比较好相处，而有的却喜欢捉弄人，甚至还有人对他动过手。曾经的名将，就这般糊里糊涂地被关了五年多之久。
周总理彼时面临着压力，难以替温玉成发声，并且签署了相关文件，由此心中滋生出愧疚之感，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那段时期，始终怀揣着将温玉成解救出来的念头。
1976 年 12 月，温玉成终于重获自由。当他的夫人宋琬明前去迎接时，那一瞬间，她简直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要知道，五年前的温玉成可是有着 140 多斤呢，而如今的他，却只剩 80 多斤了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极差，言谈举止也显得有些木讷。宋琬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丈夫带回到军区大院，让他开始新的生活。
然而温玉成的相关事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曾有个定论，起初他也并未显得十分着急，甚至还能打趣地讲自己这段经历乃是“不幸之中的万幸”。
然而这件事已经拖了好几年之久，众多老战友都已获得平反，可他自己却依然毫无消息，温玉成实在是按捺不住了。在 1980 年的秋天，温玉成、吴信泉以及梁兴初三人一同结伴前往去找黄克诚。彼时，黄老担任着中纪委书记这一职务，专门负责对旧案进行审查。
三人的汇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他们都期望能够为自己恢复原本应有的名誉，并得到一个确切的定论。黄克诚依据事实来牵头处理此事，最终在 1983 年，所有的事情都有了结果。中央给予温玉成的结论是：他的行为属于办错了事、说错了话的范畴，因此对他免于处分，并且按照大军区副职的待遇准许他离休。
相较于某些老战友而言，温玉成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，算是“不幸中的万幸”。然而，对于他本人而言，这样一位战将正处于年富力强之际，却莫名其妙地被关押起来，这着实是非常令人惋惜的。